“大一統”思想及其實踐，是推動多民族國家中國、中華民族以及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動力來源。形成于先秦時期的“大一統”思想及其實踐，構成了中華文明的核心內容，這也是我們認識和理解中華文明統一性的鑰匙。
在傳統的話語體系中，歷代王朝被視為多民族國家中國的締造者，但在清代之前并沒有一個王朝以“中國”為國號，而最終“中國”卻成為其簡稱，內在原因是值得思考的。
“中國”最初的指稱“京師”，實際上是“大一統”政治體系核心的另類表述，因為“京師”（王畿）是周天子所在地，“中國”指代周天子在“大一統”的核心地位，同時也指代這一政治秩序。即便是今天，以首都的名稱指代一個國家政府的形式依然是常見的做法。
秦王嬴政統一六國，廢除分封而立郡縣，皇帝成為“大一統”政治秩序的核心，而其管轄范圍則由于郡縣制的推廣而拓展到秦朝的整個郡縣區域，“中國”由此也就有了指稱中原郡縣的含義。
秦漢以后，雖然表示王朝國家疆域的概念依然是“天下”，但這一區域由“大一統”王朝國家直接管轄的性質，不僅沒有隨著王朝的更替而發生根本性質的改變，反而成為不同政權爭奪“大一統”政治地位的象征，長期被稱為“中國”。而爭奪的勝出者，不僅被稱為“歷代王朝”，記錄其歷史的史書（“二十四史”）也被稱為“中國正史”。但是，歷代王朝的歷史并不是多民族國家中國歷史的全部，沒有被視為歷代王朝的更多政權在多民族國家形成與發展的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其疆域和歷史也是多民族國家中國疆域和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沒有域外勢力介入的情況下，中華大地上眾多族群共同推動著多民族近現代主權國家的形成與發展。
伴隨著清朝“大一統”的實踐，對境內人群的整合也在持續進行，而且這種整合是與確立清朝統治者“正統”地位的過程同步進行的。以雍正皇帝為代表的清朝統治者將存在“華夷”“中外”的區分，視為歷代王朝疆域不能廣大的原因：“自古中國一統之世，幅員不能廣遠，其中有不向化者，則斥之為夷狄……自我朝入主中土，君臨天下，并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清世宗實錄》卷86）因此，從《清實錄》中我們可以發現，在清朝統治者頒布的上諭中，“一體”是經常出現的詞語，并通過改土歸流、制定法律、邊疆建省等一系列措施將“一體”的思想付諸實踐，推動著境內人群的整合，客觀上為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共同體實現自在到自覺的發展提供了遼闊寬松的政治空間，這也是中華民族完成自在走向自覺的基本保障。
總之，生息繁衍在中華大地上的眾多人群，對“大一統”的繼承和實踐不僅締造了多民族國家中國，而且在這一過程中也結成了密切的血肉聯系的中華民族。觀察“大一統”和中華民族之間的關系，可以得出三點重要結論：
其一，追求“大一統”是生息繁衍在中華大地上的眾多人群共同的理想，而最明顯的結果即是“二十四史”所記載的歷代王朝。但是“大一統”涉及的歷代王朝的疆域及其歷史并不是多民族國家中國、中華民族和中華民族共同體史的全部，非歷代王朝也發揮著無法替代的作用，歷代王朝和非歷代王朝合在一起才是多民族國家中國、中華民族和中華民族共同體歷史的全部。
其二，生息繁衍在中華大地上的人群對“大一統”的認同形式是多樣的，接受歷代王朝冊封、保持政治經濟聯系等也是重要的方式，這也是“大一統”推動中華民族、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展的重要原因。
其三，“大一統”思想及其實踐，充分體現著中華文明具有連續性、創新性、統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的突出特性，構成了中華文明的核心內容。
（作者：李大龍 中國民族史學會副會長、中國社科院中國邊疆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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